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已经重返白宫，并继续以其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风格和做法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尽管特朗普的就职讲话未提及巴以冲突和俄乌冲突两场世界瞩目的冲突。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不重视巴以冲突和中东问题。事实上，他在重返白宫前就已经就中东事务进行了一系列人事安排和外交活动。也正是由于特朗普的压力，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了加沙停火协议，并在1月19日特朗普入主白宫前生效，这也充分反映了特朗普对中东事务的重视。

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在许多方面都重塑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中东政策，他采取非常规方法，专注于建立交易性的联盟和对伊朗的强硬政策，进而摆脱了传统的美国中东外交。事实上，正是由于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推出全面偏袒以色列的“世纪协议”，积极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断然退出伊核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并对伊朗实行“极限施压”，才导致在拜登总统任期内美国在中东面临的一系列严峻挑战，特别是持续一年多且不断外溢的巴以冲突、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对抗，都与特朗普不负责任的中东政策密切相关。由于“特朗普政府优先考虑以色列的战略利益，削弱了美国在冲突中作为中立调解者的作用，进一步分化了这个本已四分五裂的地区”。

在拜登任内，美国在推动巴以谈判、重启伊核谈判、政治解决也门冲突等方面收效甚微，同时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狼狈不堪，而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美国因在制止冲突、斡旋调停方面毫无建树而饱受诟病，这也被舆论视为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失去阿拉伯和穆斯林群体支持，导致总统选举败选的原因之一。

尽管特朗普由于其商人特质、独断专行、离经叛道的决策特点而著称，但如何清理其自身中东政策的历史遗患，处理棘手的中东问题尤其是巴以冲突和伊朗问题，毫无疑问都是特朗普新任期面临的严峻挑战。笔者将围绕美国中东战略收缩、巴以问题、伊朗问题三大议题，结合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和拜登时期的复杂现实，以及当前中东形势的发展态势，对特朗普新任期美国中东政策的走势进行分析。本文主要讨论中东战略收缩问题。

一、战略收缩：美国中东政策的新常态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构成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届美国政府中东政策的共同目标，其根本目标在于摆脱中东对美国战略资源的过分牵制，进而实现将更多战略资源转向威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大国战略竞争。三届政府在追求中东战略收缩的目标上具有延续性和一致性，其差异在于具体的政策和手段不同。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对美国战略界的反思中，中东战略失误尤其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耗费的巨大战略资本，被视为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重要根源之一，并因此产生了围绕美国在中东的去留之争，并出现了撤离中东论和战略收缩论两种主张。

撤离中东论强调在美国在中东遭遇战略困境且已无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实现能源独立和基本完成反恐任务的美国应逐步撤离中东，将有限战略资源用于大国竞争。在撤离中东论中，有观点认为在战略上撤离中东并不意味着全面放弃中东，美国可利用自身军事力量尤其是海空力量的优势，对中东进行“离岸平衡”，充当中东事务的“制衡者”。

战略收缩论认为，尽管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大国战略竞争，但美国在中东仍存在重要国家利益，美国仍需要继续留守中东，保持接触，确保美国利益。但美国可以通过战略收缩，降低战略成本，继续维持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争论中，战略收缩论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选择。美国全球战略开始逐步从中东反恐转向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并寻求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有学者分析指出，军事、对外援助和联盟体系是美国地区霸权的三大支柱，战略收缩旨在逐步改革、剔除这三大支柱中的霸权内容，以新中东战略所规划的实施原则为转型方向和目标，融入创新举措或新的要素，逐步实现向新中东战略的过渡和转型。

二、美国三届政府的中东战略收缩

为实现战略收缩，奥巴马政府在中东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其基本方向是，以对话和接触为主要手段维和促稳、解决两伊问题，其主要内容是从伊拉克撤军、与伊朗对话、 启动和平进程、修复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其中心目标是重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形象。

特朗普第一任期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在继续进行战略收缩、减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遏制伊朗整合在奥巴马时期日渐疏远的盟友关系，重点强化美国与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使其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领域承担更多任务和成本，进而增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除继续减少对中东的战略投入相对明确外，并无宏大的中东战略，其中东政策主要包括为减少中东对美战略掣肘而进行的政策调整，如启动重返伊核协议的维也纳谈判，为也门内战等热点问题降温，减少和压缩对沙特、阿联酋等盟友的军事支持，重提解决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以及不计后果地从阿富汗灾难性地撤军。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东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再次凸显，但由于美国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与中东国家战略自主增强之间的矛盾，使美国既不能在俄乌冲突和能源问题上获得沙特等盟友国家的支持，也无法实现组建地区联盟对抗俄罗斯、伊朗等目标。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进一步陷入了中东霸权诉求和战略收缩之间的矛盾困境。

综上所述，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三届政府均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但是，“美国已经一再证明它不能简单地离开中东。近几十年来，美国经历了反应性的周期，亦即先是试图脱离中东，随后又进行新的军事接触。”其重要根源在于在美国寻求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之际，中东却处在冷战后地区形势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阿拉伯之春”、伊朗核危机和伊核谈判、叙利亚危机与俄罗斯重返中东、“伊斯兰国”肆虐、中东地区和解潮、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等中东复杂事态，都使美国中东战略收缩面临巨大挑战，其实质是中东形势剧烈变动与美国减少战略投入之间的巨大张力。从本质上看，美国在中东地区权威下降的“首要原因不在于自身绝对硬实力的萎缩，而更多是由于缺乏可预测的政策方向以及可信的政治承诺”。

三、特朗普第二任期：战略收缩及其挑战

展望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美国仍将继续在中东维持战略收缩的总体态势不变，但也将在中东面临更加深刻的矛盾困境，并据此进行动态调整。

首先，由于大国战略竞争仍将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中心所在，其中东政策仍将在总体上维持战略收缩的总体态势。在特朗普执政第一任期，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均高度重视大国战略竞争，战略竞争构成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和《国防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的核心理念，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安全政策的重点。如前所述，为转向大国战略竞争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是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三届政府的共性，因此它也仍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东政策的主基调。

其次，美国中东政策将面临更加深刻的困境，核心是中东剧烈变动与美国减少战略投入之间的巨大张力，是美国战略收缩与维系中东事务主导权之间的矛盾困境。其具体表现主要包括：

第一，美国利益优先与中东盟友战略自主增强的矛盾。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盟友承担更多义务的做法，使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增强。

第二，受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中东政策的灾难性影响，以及新一轮巴以冲突后中东形势复杂性的影响，美国对中东各主要力量进行平衡的难度加大。巴以冲突的灾难性后果使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难度加大，以色列与伊朗对抗冲突空前加剧、沙特与伊朗和解使美国唆使阿拉伯国家联合以色列对抗伊朗的困难加大。

第三，美国中东战略收缩与排斥其他大国影响力上升的矛盾。美国基于大国战略竞争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但其他大国如俄罗斯、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上升，又迫使美国日益把中东作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地区。

总之，自奥巴马政府以来，中东形势剧烈变动与美国战略收缩之间始终存在巨大的张力。在拜登执政时期，巴以冲突及其外溢成为掣肘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沉重负担，使美国在持续支持以色列和避免冲突升级之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同时也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全球领导力。因此，在当前中东形势剧变的情况下，特朗普第二任期也仍将面临战略收缩与维系美国领导权的巨大压力。

（本文的主要内容来自刘中民：《从特朗普到特朗普：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议题及其前景》，《思想理论战线》，2025年第1期）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